12月2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说明：从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将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相关疫情信息，供参考和研究使用。

2022年即将过去，三年来一直严格执行的各种新冠防控措施大多都将成为历史。

上海、西安、天津等多地医疗机构已不再对门急诊患者查验核酸阴性证明。苏州“核酸采样亭”改成“发热诊疗站”。行程码及健康码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浙江、重庆等地还提出，轻症、无症状感染者可以上班。

伴随政策转向的是，多地迎来大规模感染潮。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针对各地的疫情峰值预测。

新冠疫情似乎正在进入“最后一程”。为了让这段路走得更稳，代价更小，痛苦更少，我们应该怎么做？就这方面的问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对“医学界”谈了他的看法。

医学界：目前，多地疫情仍在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医疗资源紧张。基于此，中国的疫情高峰会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严重吗？

黄严忠：这倒不一定。奥密克戎的毒力已经降到低点，病死率很低。虽然传播力在高点，但只要各地区的医疗资源挤兑峰值曲线不完全一致，比如A地于2023年1月1日达到峰值，B地在2月达到峰值，就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人力物力资源，援助某一个特定地区或几个地区。这就像救火队一样，这个地方的峰值压下去后，再去下一个地方。此前在执行清零政策时也有过类似办法。

奥密克戎在中国的快速传播，有几方面的因素。包括在放开之前，很少有人有过往感染史，早前接种的疫苗在防奥密克戎感染方面的效力较弱，大多数人打完3针至今超过半年。这意味着人群不仅没有形成自然免疫力，疫苗形成的免疫力也较弱。

所以，现在要强调打第4针，尽量采用异源序贯接种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根据前期经验，完成一轮接种差不多要四五个月。到那时，这一波疫情也差不多结束了。

医学界：目前我们还有哪些措施需要采取，有助于减缓突然放开造成的压力？

黄严忠：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举例来说，可以从国家层面出一些新冠用药指南，告诉民众合理的药物组合、用药禁忌等。现在鲜有权威、可信度较高的平台，在做这些科普。民众更信任国家层面发布的信息，特别是对信息渠道比较单一的农村人口，这格外重要。

另外，暴发感染无法阻止，那能做的就是通过分流措施，以及其他一些能短期见效的手段，压低感染峰值，将之降到医疗体系能承受的水平之内。只要多地不同时达到感染峰值，就可以调动资源、人员。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公布的新增感染数等，没有涉及住院率、重症病床占有率等。这些是反映实际感染情况的重要指标。有报道称，中国每10万人的重症病床数已达到10张，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从硬件来看，在短期内加强投入也许可以大幅提高重症病床数，但难的是人员培养，一名重症医生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执业。还要考虑到除新冠外，中国还有大量癌症、心血管病等造成的危重症患者需要用到专科ICU。如果将专科重症病床都用来治疗新冠病人，那么癌症、心血管病人无法住院得到及时救治，这就会带来次生灾害。

医学界：如果某些地方感染数上升特别快，是否有必要局部采取较严格的防疫措施？

黄严忠：现在有一个说法，如重新启动方舱，变成亚定点医院，进行初步诊断、分流，收治没有条件居家隔离者。这是比较好的做法。但问题在于，民众愿不愿意配合，特别是考虑到不少地方方舱条件较差。

此外，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那就是希望感染的人越多越好，越快达到峰值越好，争取在春节前后有80%-90%的人感染，就等于全国打了一遍疫苗。这样就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复工复产也有了保证。这种想法与压低峰值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有很大的风险。它实际上与当初瑞典“群体免疫”的思路差不多，不同的是，后者还是强调注意保护老年人等风险人群的。

瑞典的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快速达峰”的思路指导下，老年人得不到足够保护，会引起不必要的重症和死亡。而且，由于病毒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传播，可能会导致新的毒株出现。

此外，自然感染并不能形成终身免疫，一般能保持3个月左右，之后还有可能重复感染。所以群体免疫的说法并不现实。这与形成不了对流感的群体免疫是一个道理。

医学界：12月初，你曾撰文预测本轮中国疫情的感染数、日均新增重症数等，如今你还秉持当时的预测吗？

黄严忠：看过原文就知道，那实际上不是我的预测，而是我援引的研究分析数据。所有关于疫情发展的预测，都基于某些特定假设，都有瑕疵和值得商榷之处。有一些可能更具可信度，而另一些则不是，有的甚至与现实相去甚远。

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模型显示，中国突然放开对新冠疫情的严格限制，可能导致病例激增。新增病例将在2023年4月1日左右达到峰值，届时约有1/3中国人口被感染，并在2023年导致100万人死于新冠。根据IHME自述，相关预测使用了中国官方发布的疫苗接种信息（时间不详），以及各省在感染率上升时的应对假设，并用了大量来自香港地区的数据。

香港大学近日发表预印本文章预测，中国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间放开新冠防疫限制、同时重新开放所有省份，将导致在此期间每百万人中684人死亡。算下来总数差不多也是接近100万。该文尚待同行评审。

我当时引用的数据来自彭博社的研究。它提出，如果1/4的中国人口在政策放开的头6个月内感染，中国或有3.63亿人感染新冠，约62万人死亡，每天有3.2万人住进重症监护室。

我想着重指出，这一研究所述的重症住院率非常高。但如果中国能实现错峰感染，就不会同时需要这么多病床，则未必会造成医疗资源挤兑，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

医学界：存在“最理想”的放开时机吗？

黄严忠：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于12月17日在“财经年会”发表主题演讲时称，当下是“最好的节点”，因为这是“三年来每周报告死亡数最低的一个时点，而且也是三年历史上连续几周每周报告病例死亡数低于一万”。

但实际上从今年4月上海封控管理到11月，期间中国新冠感染的病死率基本为零。现在放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面临流感季，两种症状相似的病毒可能同时袭来，对医疗体系形成更大压力。

实际上，以病死率评估优化防疫的时机，是一个非常单向度的预测标准。我认为，防控政策放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病毒本身的特性。奥密克戎在今年初已经降到很低的死亡水平，这是一个可以放开的有利因素。第二，动态清零措施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次生灾害，包括长期严格封控管理对人们精神心理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考虑放开。第三，物理隔离等措施难以抵抗病毒快速传播，防控成本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低。第四，如果规划好路线图、有准备的放开，可以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放开的时机以外，放开的方式、过程以及配套措施同样重要。我是赞成渐进、有准备的放开的。

医学界；为了达成你所说的“渐进式调整”，需要做哪些准备？

黄严忠：渐进式调整需要路线图，也就是要明确到什么节点、放开多少。澳大利亚把放开程度和疫苗接种率挂钩。新加坡则是依据疫情发展，来规划何时能堂食、调整聚会人数等。各国已经进行的实践，可以告诉我们哪些路径更好、做法更优。

渐进式调整不是一个被动反应的过程，即使有路线图，也要看是措施执行得快，还是病毒跑得快。当前中国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可能是全球第一，它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未曾经历过的。例如，美国6个月达到25%的民众感染奥密克戎。有预测称，北京预计在2023年1月中旬达到感染高点，按现在的情形，可能已经实现了。

关于放开的准备，网上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总的来说，包括加强公共医疗建设，增加重症病床数量；储备更多药物；提升社区医院、发热门诊数量；引导院内和医院间的分诊分流、简化救治程序；做好医务人员的心理疏导、业务训练，指导其保护自己；规划医师轮岗制度，以应对感染后的人员缺失。

还有人提出，可以结合日本、美国的经验，由政府层面发放抗新冠药品，以缓解药物短缺压力。中国人有囤东西的习惯，本来一盒药够一家人分，现在大家都囤，一囤几十片，社会面就可能出现药品短缺。很多人去医院，不是为了看病，而是去拿药。这样一来，真正需要就医、用药的人就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治。

在防疫物资集中管理方面，日本政府给民众发放抗原快筛试剂盒，民众自测阳性后致电有关部门，政府会免费发送新冠药物。这样，民众出现阳性就有报告的意愿，国家层面可以收集阳性数据，统计数字很可靠。同时，物资发放有序，就不易造成医疗资源挤兑，也能避免就医过程造成的感染扩散。企业还能根据实际需求，快速开足马力、生产更多的药物。

中国一直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这种资源统筹与管理的。

医学界：还有1个月就到春节了，如果允许返乡过年，将可能出现怎样的情况？

黄严忠：吴尊友先生在“财经年会”上提出，中国将面临“一峰三波”，其中2023年春节返乡期间就是第二波。准确地说，应该就是未来三个月会有三次防疫高峰，这种在达峰后又起一波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先例，只不过三个月经历三波的情形比较少。

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中国今年不太可能再提倡“就地过年”了。那么，届时会有两亿多人奔波在路上，奥密克戎毒株会借返乡之途，从现在的城市传播转移到农村扩散。不同毒株还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混合。

一方面，这对农村的医疗系统、救治能力、预防屏障等，将形成巨大挑战。此前防疫政策部署称，乡镇卫生院必须要设发热门诊，2023年3月底实现覆盖率从45%提升至90%。这个时间要求可能来不及应对这波疫情。

另一方面，即使乡镇卫生院有发热门诊，由于医疗服务水平跟不上，民众会不会去，也很难说。现在看，农村基层不少地方的治疗措施就是打点滴，这个不是标准的治疗方法。一些农村人口在当地无法获得有效治疗，就会返回城市，形成就医压力。

形势比人强，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些措施即使现在做，可能也跟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这就是我们说的路径依赖选择。